为什么大家族都会有家谱？

说到家谱，就要提到它的历史性。

家谱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这是有史可考的。但其实，早在黄帝时期，就有最早的雏形。

之前的家谱，彼时采取绳结记法，用来表示每户的人丁数目。

后来，文字诞生，人们会把姓氏和名字刻在甲骨，龟背上，竹简当中。家谱便承担了记录皇室（贵族）成员的责任。

注意，文字最早的诞生不是为平民服务的。包括龟背刻字用于占卜，石刻用于记录大事。竹简成书成本极高等等，文字是统治阶级才能使用的工具。

在这之前家谱只是初具形式，甚至都不称之为家谱。

周代有史言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

而之后，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推动，让文字从贵族推行到土族。家谱真正走入人们的视线。

向上发展，皇族的家谱开始用来谱系后宫浩繁的人口宗室，以作为宗法制嫡长子继承的依据，向下，民间遗产继承以其作为依托。比如，刘员外没有香火，而家财万贯，他就会去翻家谱，看看自己血缘最亲的兄弟叔伯侄子是谁，把遗产留给他。

但虽说扩大了家诺的适用范围，在这一时期使用者依然是皇室居多，士族次之。

最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的选官是世袭制的。张三死了，那看看他儿子是谁把，把家谱拿出来，我们来对一对，让他世袭他父亲的爵位，继续当本朝的官吧。所以此时，家谱开始和仕途有所勾连。

一旦涉及到钱权，人们总是很热衷的，古人也不例外。

一旦家谱多了政治色彩，那他的地位必将稳步攀升。

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吹牛也是人类不可剥夺的特权，况且，还不用上税。

秦汉时期，人们开始炫耀祖宗，也用祖宗来攀亲带故，家谱便是最好的炫耀资本，而这股风气到东汉末年最盛。

孔融十岁的时候，跟随父亲到洛阳。那时李膺名气很大，担任司隶校尉的职务。到他家去的人，都是些才智出众的人、有名誉的人以及自己的亲戚才去通报。孔融到了他家门前，对看门的言吏说：“我是李膺的亲戚。”通报了以后，上前坐下来。李膺问：“您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孔融回答说：“从前我的祖先孔子曾经拜您的祖先老子为师，所以我和您是世代通好。“李膺和他的那些宾客没有不对他的话感到惊奇的。太中大夫陈韪后来才到，别人就把孔融说的话告诉给他听，陈韪说：“小的时候很聪明，长大了未必很有才华。”孔融说：“我猜想您小的时候一定很聪明吧。”陈韪听了局促不安。

孔融这波操作相当出色，也难怪后来为曹操所杀，咱们曹丞相生前最讨庆别人比他会装，人家张松来我面前装也就算了，毕竟长得丑我勉强原谅一下，你说你孔融、杨修长那么帅了还来我这里秀我，我曹某人不要面子的嘛？

当然，孔融在这里秀了一波孔子为先祖。

更不提刘皇叔张口就来的中山靖王之孙，皇室后裔。袁本初的四世三公。

颍川望族钟氏，江东望族陆氏，曹氏宗亲夏侯氏，颍川豪族荀氏，三国豪族诸葛氏，晋司马氏等等皆为三国的大家族。

不难发现，三国魏蜀吴中的辅政重臣几乎都是大家族出身，此时的家谱不仅有圈聚士族，为上流会输送人才的效用（有钱有地位的人一定有好的教育，一直是当时的主流思想）。而且兼具炫耀的功能。

魏晋之初，社会潮流推动，加上当时的入仕之法从侧重品德的察举制演变成侧重家世的九品中正制，家谱的与政治彻底联结在一起，此时成为其历史作用的巅峰时期。

而其辉煌亦随着魏晋之风的清散而黯淡。

政治的热度退却，让家谱更加亲民，安安心心的记载每家每户的点点滴滴，此时的家谱，平民是将家族名姓写在一张纸上挂在墙上。而贵族富户就会修订一本册子，记录家庭关系，家族之中若出了名人贤士，亦会留下篇幅为其立传。

挂式家谱

成册家谱

直到隋唐时期，家谱又一次引爆热度，著名的有韩愈，其推崇古文运动，亦看重家族门阀，昌黎郡韩氏是望族，所以韩愈常常以昌家韩氏自居，人称韩昌黎，当然，他不是昌黎人，只不过爷爷曾住在那里，就好比我祖籍杭州，我出门就跟人说我马云是我老乡一个道理。

步入现代，梁启超为家谱增加了活力，比如，可以通过家谱记载推算家族的平均寿命，也为人口迁徙提供参考凭证，包括民俗字、重大历史事件资料、宗教史、教育史等等，都能从家谱中找到重要的参考资料。

所以，虽说家谱的实用价值远不如前，但其作为文化的一部份，为后世做出的贡就是无法估量的。更何况中华民族本来就把饮水思源作为教条，不忘本总是好事。

四大文明古国独留中国的历史没有断层，一定不会是巧合。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这句话，据说是柴静说的，无从考证，但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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