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界的红色丰碑（一） ——圆瑛大师与明旸法师

爱国，方能爱教

爱教，必先爱国

（1878——1953）

“爱国每垂忧国泪，感时深抱救时心。”圆瑛法师一生跨越新旧两个时代，在跌宕起伏的时代大潮中，虽已出世但毅然入世，爱国护教、济世救世、维护和平。他在抗战时期的英勇行为，是令无数人钦佩的大德懿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大师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通告全国僧人建立护国道场，并以中国佛教会长的身份致信日本佛教界，希望日本佛教界发扬佛陀慈悲精神，挽救众生于战争苦难。

上图：圆瑛老和尚在宁波、上海、武汉等地积极筹备“僧侣救护队

“七七”事变后，大师号召全国佛教徒投身抗日护国运动，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僧侣救护团，并亲任团长。抗战期间，僧侣救护队深入各大战场，救死扶伤，护送难民，仅淞沪会战期间，就抢救伤兵和难民八千多人、掩埋遗体一万多具。大师开辟多处难民避难所、佛教医院等，最多时救济安置难民数万人。

为筹措抗日经费，大师不远万里奔赴南洋，成立华侨募捐委员会，大力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在大师的奔走呼号下，爱国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所捐善款善物最后全都用于抗日救国运动。

上图：圆瑛法师像——1933《中国佛教会报》

1939年秋，在上海突遭日本宪兵逮捕，以“抗日救国”问罪。大师不为所屈，从容陈辩，每日结跏跌坐，提起慧照，置生死于度外。日本当局无奈，又迫于外界压力，只好将大师释放。

大师曾说：“国民生在宇宙之间、国家领土之内，则爱国一事，就是人之天职，无有一天不负这种责任。”他在圆寂前留下遗嘱：“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于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

（1916——2002）

 明旸法师，师从圆瑛大师，深受大师“国家存亡，匹夫有责”思想的教诲，爱国情怀深植心中。

“七七”事变后，明旸法师自告奋勇担当“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救护队员并兼任救护团总务主任，筹备成立难民收留所，赈济难民。淞沪会战期间，法师和救护队员冒着枪林弹雨，赴前线救治伤员、护送难民，置生死于度外，当时上海报刊誉之为“英勇僧侣”、“战神之敌”。

上图：1937年冬至1939年春，明旸禅师（二排左3）随圆瑛大师（一排中）两次下南洋弘法募捐，支援国内抗日救国。图为在马来西亚巴生坡募捐留影

1937年11月和1938年9月，为拯救国家危难，法师随圆瑛大师两渡南洋各地弘法募捐，前后奔走18个月，每到一处，师徒二人慷慨激扬揭露日军罪行，呼吁支持抗日救国，将所募款项物资悉数寄回国内支援抗日救亡事业。

上图：抗战期间的圆瑛法师和其弟子明旸法师以及赵朴初居士

1939年10月，圆瑛大师与明旸法师被日本当局以“抗日救国”拘捕问罪。面对威逼利诱、严刑拷问，年仅23岁的明旸法师始终以恩师为榜样，坚守民族气节。他在狱中写下诗作《囹圄入定仰高风》：“樊笼宴坐显定功，火里莲花挺古松。履险若夷为爱国，坚贞不屈仰高风。敢将热恼化清净，巧把地狱当佛宫。民族英姿扬永世，光辉史册颂圆公。”

新中国成立后，法师积极从事佛教爱国组织建设和爱国爱教事业，教导弟子参与爱国实践，报国土恩，将爱国爱教作为佛教徒的一生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