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的根本是什么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布”，陈列。“方策”，“方”是古代书写用的木板，“策”，把书写记事用的木板和竹片编在一起就叫策。就是现在所说的典籍。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施政方法和道理，都记载在典籍之中。“其人存，则其政举”，如果有像周武王、周文王那样的圣王存在，仁政就可以推行。“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圣王消失了，仁政也会跟着止息。“故为政在于得人”，所以施政的关键在于得到圣贤人才。“取人以身”，要得到人才必须以修养己身来感召。“修身以道”，修养己身必在于遵循伦理道德。“修道以仁”，而遵循伦理道德的下手之处，在于以仁爱存心。这一段话是“为政”第一个小纲目“务本”的第二条。治国理政的根本到底是在制度建设，还是在人心？哪一个是本、哪一个是末，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如果制度很严苛，但是人心邪恶，这个国家能否得到治理？《汉书》中记载，如果重视法令的严苛，而不重视人心的治理，结果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愈甚，无益也”。如果仅仅在法治监督机制上做文章，结果法律条款一出台，奸诈的行为就出现。命令一下达，结果欺诈的行为也就生起。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并没有改变邪恶、以权谋私的心，法律监督机制虽然很严苛，仍会想方设法地逃避法律的制裁。法律监督机制再严密，也不能够把生活中的所有具体问题都考虑到。所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以汤止沸、以薪救火，使事态愈来愈严重。本来水是沸腾的，再给它加上一些热水，看似把沸腾的现象暂时地止住了，但是因为下面的火还不断地在燃烧，沸腾的状况接下来会愈来愈严重。以薪救火，也就是没有从根本上去除火种，这样就没有从根本解决问题。《汉书》中讲，“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仅仅任用能够使用严刑峻法的官吏治国，还盼望着使道德教化普盖四海，这是很难达到的，因为它违背了天道。天道是什么？“上天有好生之德”。上天有仁爱之心，好生而恶杀。所以办政治要顺着天道行事，应首先兴起教化之风，让人们知道善恶、邪正、是非，把人的廉耻之心提起来。但是如今（当时的汉朝）却废弃了德教，而仅仅重用能够使用法律惩治犯罪的人，认为他们很能干，而一般奉公守法的官吏却被认为是没有政绩的。这样，还想德风在天下普遍形成，是不可能的。《论语》中，孔子强调：“不教而杀谓之虐”。如果没有事先给人们以伦理道德的教育，以致于他们不知道做人的本分，不懂得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敬长辈，廉洁奉公等，一旦贪污受贿、腐败堕落就给他施以刑罚，古人称为虐政。所以仅仅有了制度、法制、监督机制的健全，而人心没有改变，人心邪恶，并不能够把社会国家治理好。反之，假设人心是好的、正的，但是制度还不够完善，这个时候这个国家能不能治理好？假如重视了道德教育，人心都向善，但是制度不是很完善，能不能够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呢？《汉书》中记载：“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古代的圣王都把伦理道德教育视为国家最重要的事。他们在国都设立太学，在乡镇设立庠序（乡间的学校），这些学校设立就像现在的“道德讲堂”一样，都是宣扬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人知道自己在伦理关系中的责任和本分。教化明确了，道德风俗形成了，就会出现天下的监狱里没有一个犯人的景况。历史上的成康盛世，监狱四十年都没有一个犯人，达到了这样好的治理效果。可见，社会治理包括反腐倡廉的根本，在于人心的教化，在于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而不在于法律的严苛。所以，哪一个是本、哪一个是末，一定不能够混淆、颠倒。当然强调人心的教化是根本，并不是反对要制定严密的制度，并非认为法制和监督机制等不重要。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根本是人心的治理，兴起道德教化。目前反腐败的形势为何如此艰巨？社会治理为何出现了诸多问题？原因是现有的法制既不健全，更没有注重伦理道德的教育。换一句话说，如果缺少了伦理道德的教育，人就活得没有人的样子了，这就是左丘明所说的“人弃常则妖兴”，人都不讲仁义礼智信、五伦八德，怪异的现象、妖魔鬼怪都产生了。所以，现在要真正把国家治理好，使反腐败的工作能够持续进行下去，必须在加强法制监督机制的同时，兴起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这才是标本兼治。这些阐述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所以这里讲“为政在于得人”，一定要使德才兼备的人处在领导的位置。这样，国家想不和谐都很难。在《群书治要·傅子》中，用一句话就把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讲明白了：“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明智的君主一定是会顺着好的制度，才能够达到社会和谐、天下大治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做好事反而受到排挤，做恶事反而受到鼓励，肆无忌惮，在这样的制度下显然不鼓励人们做好事。人们弘扬传统文化处处受限制，得不到保护、鼓励、尊重，这样显然没有办法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好的制度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把国家治理好，还必须有德才兼备的人，才能够把好的制度实施、推行。换言之，必须有贤德的人，能够把正义的制度公平合理地去推行，才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由此可知，古人并不否认制度的作用，而是认为，并非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达到社会大治的结果，关键还在于用制度的人。所以说“为政在于得人”，关键是在位之人是否推行这些好的治国理念。“取人以身”。领导者必须修正自身才能获得德才兼备的人。《傅子》中有这样一句话：“举贤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听”，要想得到贤才，最根本的是修正自身，按照圣贤人的教诲去做。如果自己的修身不端正，所听的不是圣贤人的教诲，而是世俗的言论，就无法感召贤德之人。因为圣贤人知道即是他来到了你的国家为你进言献策，你也听不进去。道不同不相为谋，一个是想自私自利、以权谋私的人，一个是想治国平天下，为人民带来福祉的人，怎么会走到一起？即使他到你身边来了，他所说的话，你听着也一定不入耳，这样就会错失贤才。例如周厉王之所以任用荣夷公，就是因为两个人志趣相投，都有贪财牟利、残暴不仁的共同嗜好，最后导致了国家的灭亡。所以求得贤才的根本，还是在于修正自己的身心，一心听从圣贤的教诲来治国。领导者如果具备美好的德行，自然感召同类的人，即贤德的人来教导他。如果领导者缺乏德行，即使身边有贤才也会离他而去。这是“取人以身”。“修身以道”。用什么来修养己身？很多人说自己很善良，是个好人，其实都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所得到的结果，不是按照圣贤人的标准。“修身以道”，“道”是自然而然的规律。圣人把“道”观察、总结出来，记载在经典之中。概括讲，修身的标准其实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把这些全都做到了，修身才有基础。“修道以仁”。修道从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入手。所以，孔子的弟子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忠恕之道是行仁之方，即行仁的方法，告诉人怎样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孟子．离娄》中讲：“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假如有一个人，以粗暴蛮横的态度来对待我，君子一定会反省自己：我对他一定还有不仁爱的、无礼的地方，否则他不会用这种态度对待我？自我反省之后，觉得自己已经做到了仁，也做到了礼，但是那个人粗暴蛮横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君子一定要再反省：我待他一定还没有尽心竭力。经过反省之后，自己也做到了尽心竭力，但是那个人对我的态度依然是粗暴蛮横。君子就说：“这个人不过是个狂人罢了。像他这样的人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对于禽兽又有什么可计较的？”所以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没有一朝之患。君子一生所忧患的是：舜是人，而我也同样是人。但是舜为天下人树立了榜样，影响可以流传到后世，可是我却仍然不免是一个平庸的人，这才是值得忧虑的。忧虑之后应该怎么办？像舜那样去做就可以了。至于君子没有一直所担心的事。君子不做不符合仁、不符合礼的事，即使只有一时的担心，君子也不认为值得担心。可见，修养仁爱之心要从忠恕之道入手，即遇到事情要时时刻刻反省自己，反求诸己，而不是一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怨天尤人。修行是修正自己，如果我们还有怨天尤人的心，那就说明自己的瞋心没有完全断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