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伟的太空一日

9时整，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几百吨高能燃料开始燃烧，八台发动机同时喷出炽热的火焰，高温高速的气体，几秒钟就把发射台下的上千吨水化为蒸气。

火箭起飞了。

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缩得像一块铁。

开始时飞船缓慢地升起，非常平稳，甚至比电梯还平稳。我感到压力远不像训练时想象的那么大，心里稍觉释然，全身绷紧的肌肉也渐渐放松下来。

“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

火箭逐步地加速，我感到压力在渐渐增强。因为这种负荷我们训练时承受过，变化幅度甚至比训练时还小些，所以我的身体感受还挺好，觉得没啥问题。

但就在火箭上升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产生了共振。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

人体对10赫兹以下的低频振动非常敏感，它会让人的内脏产生共振。而这时不单单是低频振动的问题，是这个新的振动叠加在大约6G的一个负荷上。这种叠加太可怕了，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

意外出现了。共振以曲线形式变化着，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我几乎难以承受，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当时，我的脑子非常清醒，以为飞船起飞时就是这样的。其实，起飞阶段发生的共振并非正常现象。

共振持续26秒后，慢慢减轻。我从极度难受的状态解脱出来，一切不适都不见了，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舒服，如释千斤重负，如同一次重生，我甚至觉得这个过程很耐人寻味。但在痛苦的极点，就在刚才短短一刹那，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飞行回来后我详细描述了这种难受的过程。经过分析研究，工作人员认为，飞船的共振主要来自火箭的振动。随后他们改进技术工艺，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神舟六号”飞行时，情况有了很大改善；在后来的航天飞行中再没有出现过。聂海胜说：“我们乘坐的火箭、飞船都非常舒适，几乎感觉不到振动。”

在空中度过那难以承受的26秒时，不仅我感觉特别漫长，地面的工作人员也陷入了空前的紧张中。因为通过大屏幕，飞船传回来的画面是定格的，我整个人一动不动，眼镜也不眨。大家都担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

后来，整流罩打开，外面的光线透过舷窗一下子照射进来，阳光很刺眼，我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

就这一下，指挥大厅有人大声喊道：“快看啊，他眨眼了，利伟还活着！”所有的人都鼓掌欢呼起来。

这时我第一次向地面报告飞行状态：“‘神舟五号’报告，整流罩打开正常！”当我返回地球观看这段录像时，我激动得说不出任何话来。

从载人飞船上看到的地球，并非呈现球状，而只是一段弧。因为地球的半径有6000多公里，而飞船飞行的轨道离距离地面的高度是343公里左右。

我们平常在地理书上看到的球形地球照片，是由飞行轨道更高的同步卫星拍摄而来。

在太空中，我可以准确判断各大洲和各个国家的方位。因为飞船有预定的飞行轨道，可以实时标示飞船走到哪个位置，投影到地球上是哪一点，有图可依，一目了然。

即使不借助仪器和地图，以我们航天课程中学到的知识，从山脉的轮廓，海岸线的走向以及河流的形状，我也基本可以判断出飞船正经过哪个洲的上空，正在经过哪个国家。

经过亚洲，特别是到中国上空时，我就仔细辨别大概到哪个省了，正从哪个地区的上空飞过。

飞船飞行的速度比较快，经过某省、某地乃至中国上空的时间都很短，每一次飞过后，我的内心都期待着下一次。

我曾俯瞰我们的首都北京，白天它是燕山山脉边的一片灰白色，分辨不清，夜晚则呈现一片红晕，那里有我的战友和亲人。

飞船绕地飞行14圈，前13圈飞的是不同的轨迹，是不重复的，只有第14圈又回到第一圈的位置上，准备返回。在距离地面300多公里的高度上，俯瞰时有着很广阔的视野，祖国的各个省份我大都看到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长城。

曾经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航天员在太空唯一能看到的建筑就是长城。

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很想验证这个说法，我几次努力寻找长城，但没有结果。“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飞行时，我曾嘱咐航天员们仔细看看，但他们也没看到长城。

在太空，实际上看不到任何单体的人工建筑，我询问过国际上的很多航天员，没有谁能拿出确凿的证据说看到了什么。即使是巨大的城市，在夜晚看到时也只是淡淡的红色。

在太空中，我还看到类似棉絮状的物体从舷窗外飘过，小的如米粒，大的如指甲盖，听不到什么声音，也感觉不到这些东西的任何撞击。

不知道那是些什么，我认为那些也许是灰尘，高空可能不那么纯净，会有一些杂质，也可能是太空垃圾。那些物体悬浮在飞船外面，我无法捕捉回来，我至今还没弄清那到底是什么。

作为首飞的航天员，出了一些小难题，其他突发的、原因不明的、没有预案的情况还有许多。

比如，当飞船刚刚进入轨道，处于失重状态时，百分之八九十的航天员都会产生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觉。

这种错觉很难受，明明是朝上坐的，却感觉脑袋冲下。如果不消除这种倒悬的错觉，就会觉得自己一直在倒着飞，很难受，严重时还可能诱发空间运动病，影响任务的完成。

在地面没人提到过这种情况，即使有人知道，训练也无法模拟。估计在我之前遨游太空的国外航天员会有类似体会，但他们从未对我说起过。

在这个情况下，没别的办法，只有完全靠意志力克服这种错觉。想像自己在地面训练的情景，眼睛闭着猛想，不停地想，给身体一个适应过程。几十分钟后，我终于调整过来了。

“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升空后，航天员都产生了这种错觉，但他们已有心理准备，因为我跟他们仔细讲过。而且，飞船舱体也经过改进，内壁上下刷着不同的颜色，天花板是白色的，地板是褐色的，这样便于帮助航天员迅速调整感觉。

我在太空还遇到另外一个至今仍然原因不明的情况，那就是时不时出现的敲击声。这个声音是突然出现的，并不一直响，而是一阵一阵的，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毫无规律，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响几声。

既不是外面传进来的声音，也不是飞船里面的声音，仿佛谁在外面敲飞船的船体。很难准确描述它，不是叮叮的，也不是当当的，而更像是用一把木头锤子敲铁桶，咚咚……咚咚……

鉴于飞船的运行一直很正常，我并没有向地面报告这一情况。

但自己还是很紧张，因为第一次飞行，生怕哪里出了问题。每当响声传来的时候，我就趴在舷窗那里，边听边看，试图找出响声所在，却没能发现什么。

回到地面后，人们对这个神秘的声音做过许多猜测。技术人员想弄清它到底来自哪里，就用各种办法模拟它，拿着录音让我一次又一次听，我却总是觉得不像。

对航天员的最基本要求是严谨，不是当时的声音，我就不能签字，所以就让我反复听，断断续续听了一年多。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确认，那个神秘的声音页没有在我耳边准确地再现过。

在“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飞行时，这个声音又出现了，但我告诉航天员：“出现这个声音别害怕，是正常现象。”

5时35分，北京航天指挥中心向飞船发出“返回”指令。飞船开始在343公里高的轨道上制动，就像刹车一样。

飞船先是在轨道上进行180度调姿――返回时要让推进舱在前，这就需要180度的“调头”。

“制动发动机关机！”5时58分，飞船的速度减到一定数值，开始脱离原来的轨道，进入无动力飞行状态。

6时4分，飞船飞行至距地100公里，逐步进入稠密的大气层。

这时飞船的飞行速度仍然很快，遇到空气阻力后，它急剧减速，产生了近4G的过载。我的前胸和后背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们平时已经训练过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因此身体上能够应付自如，心理上也没有为之紧张。

让我紧张以致惊慌的另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