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乞丐,却万古流芳


身世:出生赤贫之家
清朝末年,堂邑县西北部有一个小村庄叫武家庄(现属冠县柳林镇),居民约有一百户,绝大部分人家都贫困不堪。
村里有一个叫武宗禹的汉子,多年前与一个姓崔的姑娘结婚,育有两儿一女。
和邻居们一样,他们的日子过得很紧巴,几亩薄田难以维持日常生活,于是武宗禹不得不经常给地主家做些零工,勉强活命。
就在这种家境下,武宗禹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生日是1838年农历十月十九。大儿子叫武谦,二儿子叫武让,那么这个三儿子应该叫什么呢?日子过得太不顺心了,甚至让一家人给孩子起名的兴趣都没有了,“他在叔伯兄弟们中间排行老七,就叫武七吧”。
长辈们的敷衍让这个孩子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但谁也没有料到,多年以后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孩子却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并且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武训。
小时候,武训就对读书表现出了强烈的渴望,无奈家里实在是太穷了,无力支付哪怕是一点点的读书费用。武训八岁时,山东各地闹大灾荒,父亲也去世了,这无疑使一家人本已困顿的生活雪上加霜。
此后的日子,他时常随母亲外出要饭。武训十五岁那年到邻村的一个亲戚家当长工,他很珍惜这份工作,每天勤勤恳恳,挑水、割草、喂牲口、犁地、推碾子……什么粗笨的活儿都干。但是,他的努力换来的却是打骂,还没有工钱。“我收留你,给你一口饭吃就算是莫大的恩惠了,还要什么工钱。”这是这个混蛋亲戚的理论。


一气之下,武训在十七岁那年离开这个雇主,到馆陶县东北薛店村大地主李廪生(外号李老辫)去打工。武训同样勤恳地干活,但命运却没有丝毫改变,甚至更惨了。他出牛马之力,还经常遭到打骂和责罚。一个新年前的除夕,李老辫叫他去贴春联。因为不识字,他把本该贴到猪圈上的春联贴到了大门上。李老辫发现后大怒,不仅对武训一顿拳打脚踢,还罚他不准吃饭、睡觉。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夜里,武训在院子里站了一个通宵。
还是因为不识字,发生了一件让武训刻骨铭心的大事。这件事让武训三年的工钱付诸东流,但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武训在李家打工,每年的工钱是十七吊,三年从来没有预支过工钱,也没有算过账。有一天,他母亲病了,想借点钱回家。李老辫欺他不识字,拿出一份伪造的账本说:“某月某日你支取了几百文,又某日支用了几十文。总之,这年的工钱你已经用完了,在我这里没有存款了。”这一笔糊涂账在武训听来无疑是晴天霹雳,他当然据理力争。李老辫当即恼羞成怒,反诬陷说武训是讹诈,叫来家奴把他打得头破血流,并推出大门不再理会。
遭到欺凌的武训在薛店村东头的一个破庙里沉睡过去。有人以为他失踪了,有人以为他忧愤而死。谁知道,三天后他却走出了破庙,似乎变得疯癫起来,嘴里嘟嘟噜噜念个不休:“扛活(即打工)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筹钱:他用尽了浑身解数
谁也不知道武训在破庙中的三天究竟想了些什么,但他传奇的人生却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那一年,他二十一岁。从此,临清、馆陶、堂邑县等地街头多了一个衣衫褴褛、背着褡裢,手拿铜勺的乞丐,他就是武训。
他不仅仅讨饭,还到处吆喝着出卖劳动力:“出粪、铡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管钱多少。”武训出牛马之力,全是为了赚钱,积攒起来作为办义学的基金。他为了避免再次被欺骗,对自己的劳动明码标价,而且总是提前声明。
此外,他还玩杂耍——两手扶地,头向下,两腿挺直向上,来一个竖鼎,或者用手代脚在地上学蝎子爬,同时嘴里唱着说:“竖一个,一个钱,竖十个,十个钱,竖得多,钱也多,谁说不能修义学。”为了吸引别人的眼光,多赚取一点钱,武训二十三岁的时候剃成了和尚头,只在额角上留一块短发,这也是他兴学的标记。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唱着说:“左边剃,右边留,修个义学不犯愁;左边留,右边剃,修个义学不费力。”他还在地上爬,供孩子骑耍赚钱。他甚至当众吃蝎子、蛇、砖瓦等,以这种自虐的方式博取大家的好奇,换得一点点赏钱。
这时他会说:“破砖烂瓦都能消化,不能修义学才惹人笑话。”有时候,他讨到了较好点的食物就转手卖出去,自己吃那些霉烂的和糟糠菜根等。有人劝他何苦这样呢,他唱着答道:“吃得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 1865年武训二十九岁,他拿出平时积蓄的钱买了四十亩地准备做义学田,其中有十多亩是碱沙地。他同时唱道:“只要该我义学发,置地不怕碱和沙,碱也退,沙也刮,三年以后无碱沙。”因为武训总是“义学”不离口,乡邻们都以为他得了“义学症”,所以把“义学症”作为他的绰号,武训却不以为然:“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1868年武训三十一岁,母亲崔氏去世了,他便和两个哥哥分了家,分得三亩地,转手卖了一百二十串钱,加上原来的一百多吊钱,他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存起来放贷生息,为义学积攒更多的资金。多年的讨饭生活让他瞄准了一个人——馆陶县娄家头村的武进士娄峻岭,但人家怎么会看上他这个乞丐呢?更不用说替他存钱放贷了。
于是武训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在武进士门口跪了一天一夜,终于感动了娄峻岭。钱可以生钱了,离办义学又近了一步,这更激发了武训讨饭、挣钱的热情。同时,他挣钱的渠道也不断拓宽。武训走街串巷,接触的人很多,他就给人家说媒,每撮合成一桩婚事就会得到一些喜钱。他还捡拾妇女做针线活遗弃的破布废缕,拈成线绳,或缠成线蛋卖。在别人看来,武训非常抠门,为了钱他可以不要尊严,不顾亲情,但有时他又非常大方,大方得令人吃惊。
1875年,鲁西北平原大旱,农民都种不上庄稼,饿死的人很多,甚至有人卖儿卖女。武训拿出自己的积蓄,买了四十担高粱用于救济灾民。1885年的夏天,冠县城北张八寨张春和的母亲有病想吃肉。张春和外出十几年毫无音信,家里穷得连吃饭都很困难,哪有钱买肉?儿媳妇竟然割自己的肉给婆婆吃。武训听说这事儿后,慷慨地赠送给她们十亩良田。


兴学:他创办了三处义学

武训积攒的钱财越来越多,可是娄峻岭却无法帮助他兴办义学,于是武训又把目光瞄准了堂邑县柳林镇的进士杨树坊。
1886年,武训把全部财产230多亩地和2800多吊钱交给杨树坊打理,并在杨树坊的帮助下一步步向理想迈进。现在有钱了,下面的任务就是选校址。杨树坊劝武训把义学就建在武家庄,却被武训断然拒绝了。武训担心地说:“武家庄房舍狭小姑且不说,学校也有可能被武家的后代霸占,还是建在柳林镇吧,那里交通便利。”
1887年,柳林镇开明地主郭芬、穆云分别捐出1.87亩、2亩土地。这年冬天,武训筹建的第一所义学终于落成。为了这一天,他整整奋斗了29年,其中辛酸只有他自己知道。
义学定名为崇贤义塾,共有瓦房20间,大门二门各一座,加上四周的垣墙,共用去了4787吊钱,除了武训自己积存的2800吊钱,其余都是杨树坊和当地士绅捐助的。
另外,武训230多亩学田每年地租收入368吊,除去交漕粮70吊,还盈余290多吊,这些都作为义学的经费。有了学校,还要有老师啊!于是武训亲自到寿张县请来当时著名的文举人崔隼来任教,又到聊城聘请了进士顾仲安。还有学生呢?也得逐一说服劝进学校。学生共有50多名,共分为经、蒙两个班。
开学那天,武训宴请老师,请来几名士绅作陪,他却一个人站在门口,等到进酒进菜的时候,他就向来客磕头致谢。杨树坊、崔隼等人请他入席,他却说:“我是乞丐,不识字,不敢与先生同席。”武训和学生一样分到一碗大锅菜和几个馒头,他却悄悄外出换来几块新砖,自己仍然吃一些残羹冷炙。


更让人感动的是,尽管有了足够的校舍,武训却不肯占用一个房间,自己仍然睡在走廊里。一天上午,武训发现太阳已经出来很高,学生都已到齐,老师崔隼却没来上课。他就悄悄走进崔隼的卧房,不声不响地跪在床前不住流泪。崔隼醒来,感到很惭愧,从此再也不敢懈怠。
有时候,他看见学生在教室内嬉戏打闹,或者有学生旷课,他就跪在学生面前,流着泪劝说:“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读书不用心,回家无脸见母亲。”崇贤义塾的校风在武训的感召下非常之好,很快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堂邑知县郭春煦到义学视察,发现武训的衣服破烂不堪,便给他十两银子,让他添置些衣服。开始他坚决不要,后来在知县的一再要求下只好收下,但他又把这笔钱投入到义学中。
第一所义学成功兴办起来,这仅仅是武训的一个开始,他仍然没有停止乞讨的脚步。1890年,武训在馆陶县杨二庄和僧人了证创办了第二所义学。这一年,武训已经五十三岁了,有人劝他娶妻生子,预备养老,他却不在意,唱着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娶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症。” 1891年,武训在临清一带乞讨,发现穷人家失学的孩子特别多,就决定在临清创办第三处义学院。
经过几年的努力,1895年年底,临清御史巷义学竣工。武训又买了两处铺房,六亩学田,每年收入三百多吊钱,足以维持学校的正常开支。
1896年春天,临清御史巷义学正式开学。可是武训已经耗尽了他最后的心血,四月初他病倒了。他静静地躺在临清御史巷义学的房檐下,不吃饭、不服药,每天只喝几口清水,但他一听到学生的读书声脸上就会浮现出笑容。1896年四月廿三,武训带着微笑走进另一个世界,这一年他五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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